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市场失灵--资讯动态--浙江天恩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谴责资本主义的人无外乎古巴、委内瑞拉和伊朗的领导人以及西方的一些空想家。抱着经验主义想法的人知道，不存在其它好的选择。但资本主

义的存在有许多形式，并随着时间不断演变。因此我们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以及“当前的危机是否提供了解决该问题的新线索？”

    时下颇为流行的对“贪婪”的谴责，在我看来是对危机的肤浅反应。经济学家的职责是从情境因素的角度解释人类行为，而不是与传教士及政治家一争高下。对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如果活着会作怎样的猜测，同样不具有说服力。

    作为开展一项更富成效的分析的预备步骤，让我们先回想一下，就在不久前，“日本公司”(japan inc)、莱茵河模式以及其它国家或社团资本主义制度被誉为是比以市场为导向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模式更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此后，在确凿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掀起了放松监管的浪潮，而欧盟则在里斯本议程(lisbon agenda)中为自己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面对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财政压力以及日渐老龄化的社会，许多西方经济体已开始着手改革它们不堪重负的福利体系。中国与印度的增长加速，得益于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力减弱。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改革越深入，长期的发展速度就越快。诸如此类的举措降低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有害偏好，扩大了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作用。当前的危机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释放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的活力，从而挽回金融危机造成的gdp下滑局面，消除危机管理措施——特别是大幅增加公共债务——遗留下来的负面效应。

    但金融业是个例外吗？此次危机能否被解读为纯粹的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更多的公开干预？对以下事实达成共识很容易：许多经济体出现了杠杆作用增加和资产泡沫，以及大型金融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犯下了严重错误。但症状不该与病因相混淆，而严重分歧就出现在对病因的认识上。

    那种认为我们目睹了一次纯粹市场失灵的观点，连最初步的检验都通不过。金融机构与市场是在由公共机构创立并维护的宏观经济、监管及政治框架下运作的，因此凭经验事实不难得出，这个框架存在的严重缺陷引发了当前危机。

    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美联储(fed)在本世纪初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储蓄过剩”，两者对金融危机的贡献孰大孰小。如果美联储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同时布什政府采取更自律的财政政策），虽然经济增长在初期会比较缓慢，但过剩储蓄额的增幅将随之收窄，金融失衡的积聚速度会更小，对经济增长的破坏力也就会更轻。

    过剩流动性导致强有力的短期激励措施在金融机构中颇为流行。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annie mae)过去基本上是美国对住房市场施加政治干预的工具。一些金融法规可能加快了“贷款并证券化”(originate-to-distribute)模式的传播——该模式被指责为放大了杠杆效应和模糊了风险分配。房地产泡沫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爱尔兰和西班牙——曾采取减税措施刺激住房需求。

    分析当前危机的教训，应该重点关注，如何修改金融市场的宏观经济和监管框架，从而降低产生危险繁荣及其衰退结局的风险。有助于推动大型金融企业——一旦发生危机，它们将危及所有国家的金融稳定——形成和发展的政策，应该被识别出来并完全废止。

    这些提议与改造市场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毫不相干。但由于每次危机都会对公众信仰造成冲击，因此危机可能带来政策后果。在民主国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作出各执一词的解读，并通过媒体传播。谴责市场、并呼吁加强政府干预的论调，虽然经验依据可疑，但能够煽动情绪，因此可能流行起来。这将损害受危机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如果西方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在已经承受着危机的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向这种论调屈服，而中国则继续改革步伐，那么可能导致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

    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诺锡克等思想家注意到，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总会有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站出来谴责资本主义，并呼吁政府管制市场。这种行为毫无风险，还可能得到不少好处（这与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谴责社会主义的后果截然不同。）

    富有活力的企业家资本主义目前没有真正的外敌，它只可能从内部被削弱。对于那些认为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在“有限的政府”下能够得到最好保障的人来说，这应被视作行动的号召。